黄道周(1585-1646)，字幼玄、细遵，福建漳浦铜山(现东山县)人。因他自幼读书于福建东山以南海岛上铜山石屋之中，故又自称石斋先生。他博学多才，致力于儒学，好诗文，精天文、历数、又擅绘画。天启二年进士，历官翰林院修撰，詹事府少詹事。南明隆武时，任吏部兼兵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

　　黄道周虽是个政治家，但其文学、书画俱佳，其在书法方面的成就，更深得后人称赞。书法史上，将他认为是明代具有独立性和开创性的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，沙孟海先生认为黄道周在明代书家中是“可以夺王铎之席的”，“在‘二王’之外另辟一条途径出来”。他以魏晋为宗，峭立劲遒，行笔严峻方折，不偕流俗，亦如其人，刚直不阿。他真、行、草、隶诸体皆擅。真书方方正正，规整之中有古隶遗意;行书风格瑰丽，气韵胜人，古拙而有奇趣;草书豪放，变化多端，浑厚苍茫;他的行草书，上溯魏、晋，下行唐、宋，熔铸古人，自成一家，开后世雄强之书风，对后来的沈曾植、潘天寿、沙孟海、来楚生等大家的影响很大。

　　余观黄道周的书法，行草书最见个性，草书的“意大于法”，这也适合他的驰纵性情。窃以为，要深刻地理解黄道周的行草书，首先必须看到其如何撇开唐宋后再深入发展的。“所谓意气密丽，如飞鸿舞鹤，令人叫绝!”这就是黄道周行草书“豪迈不羁的刚刚之美”基本骨架。虽是行草书，但贯注着汉隶的血液，带圆润的隶意，扁横的隶势，正是说明了黄道周融隶于行草的“间出己意”的创造精神。在当时，帖学书作或纤秀或板滞已经成了两大痼疾。而他则独具慧眼，声言“书字以遒媚为宗，加以浑深，不坠佻靡，便是上流矣”。这正与他刚正不阿、不流凡俗的人品相似，他剔除秀媚刻板，表现出古而不怪的鲜明个性。

　　因此，笔者从其行草书出发，结合个人的临帖感受，谈谈其艺术历程的形成以及行草书艺术风格。

　　一、艺术历程：“学问为先，研艺悦情”

　　我们认为，中国书法作品的流传，许多是靠收藏者和名家的传扬，然后才向社会传播的。黄道周对中国书法经典法则融会吸纳的基本发展趋势是“传承-反拨-传承”。如果从中国书法审美的普遍标准和大众情趣着眼，他的前、后期作品更加符合传统，而中间时间段的作品更加富有个性。

《奉张耀之诗卷》局部图

　　黄道周入仕很晚，知名也晚，要寻找他最初接触书法时的作品很难。根据现有材料，在青年时期，性情便比较严谨。书法艺术方面，从他现存最早的《奉张耀之诗卷》(如上图)可以看出，他对苏东坡书体的浸馈已经十分深入。黄道周在以后的论书文字里把苏东坡与王羲之相提并论，可见出苏东坡书法在他心里的份量。

　　后来，黄道周曾经回顾他以前的书法状态：“余自归山来，作书不逮往时，而泛应益众，犹君山(桓谭)之笛，安道(戴逵)之琴，时时不拒耳。”(《黄漳浦集·书品论》)

　　天启二年(1622年)，黄道周与倪元璐、王铎同进士及第，因为志趣和修养的接近，成为他们三人经常琢磨切磋的“日课”，也成为他们互相学习、互相砥砺的内容，黄道周便专攻苏东坡，倪元璐用意干颜真卿，王铎则精骛王羲之。

　　崇祯五年(1632年)，在黄道周的书法生涯里是一个重要的年份，大量作品产生在此年。黄道周谈到过他作书时的环境和心情：“著述意倦，讲论期疏，风日气调，笔研麑俱采，属致及之，似有波澜。”(《黄漳浦集·书品论》)

　　黄道周居乡的生活，在清苦中也有趣味，他的书法在这时期更加得到远近知者的欣赏。《丙子秋送省试二首诗扇》也是此时期作品，扇面为楷书，字势紧密而点画朴茂，间露拙意。黄道周小楷崇尚古意，而非一味流丽，与赵子昂以来之风尚别开一面。

《丙子秋送省试二首诗扇》图

　　黄道周性格耿直，言辞犀利，故遭人诬陷，被罢贬多次。但在贬期间，他而仍以国家为念。例如从立轴作品《闻奴警出山诗轴》看出。他写道“腰镰新得力，马镫旧支颐”，此草书作品气势凌厉，充分体现了为国不惜赴汤蹈火的意气。墨色也在字势变换中得枯润之趣，十分自然，分寸得体，署款处小字两行与全幅之庙堂大气也亦成随意之变。

《闻奴警出山诗轴》图

　　从性格来看，黄道周秉承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“纲常”，并且也不屈不挠地践行这一本色，因此，他的书法艺术的鲜明个性也与他的人生履历颇为相似。实际上，他既不能得到当朝最高统治者的信任，但又要坚持本来的初心，这样的精神状态，比起前朝最优秀的书法家和士大夫例如王羲之、苏东坡都要复杂而艰难。我们也在黄道周现存的书法艺术里，感受到其中这些更为复杂的元素。纵使前贤遗范的雍容、平静、优美等状态他也会偶尔体现，但更多的表现还是在其经历不平里显示其掩藏不住的生涩倔犟之态。

　　黄道周的书法艺术，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表现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《后死吟等三十首诗卷》应该是黄道周的绝笔。黄道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书法留下了他的心志。这既是中国古代文人以书法为工具的必然，但他的墨迹变化也给书法历史留下可资研究的心理和艺术的典型，这与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黄道周谈书的论述也是林林总总，虽被视为“学问中第七、八乘事”的书法，但在他的实践里却成为明晰心志的写照。在历练了痛苦的一生，也书写了一生之后，以《后死吟等三十首诗卷》为黄道周最后遗墨，也可以观察黄道周一生的书法艺术轨迹。此卷楷书，体现了钟繇、欧阳询为黄道周学楷之典，从早期“间出己意”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其实是“己意未泯而法则已娴”。观其用笔，方圆互见而不龃龉;品其气韵，祥和精微，诚风骨之外化、书国之圭珍，逾百世而宝重，可为千秋范型也。

《后死吟等三十首诗卷》局部图

　　因此，黄道周的书法在深奥奇隽、遒媚劲健之外，又寄托了许多不媚世、不屈服的坚毅人格元素，字里行间，总能让人仿佛读到一种明英烈的壮志豪情。

　　二、书法态度：“学问中第七、八乘事”

　　黄道周、倪元璐、王铎这三位当世才俊，对书法之道都是“法平其上”。比较之下，黄道周则完全把书法视作“余事”，他说：“作书是学问中第七、八乘事，切勿以此关心。王逸少品格在茂弘(王导)、安石(谢安)之间，为雅好临池，声实俱掩。余素不喜此业，只谓钓弋余能，少贱所该，投壶骑射反非所宜。”他所指王羲之的品格，是指的政治和为人品格，因为书法而被掩盖了。作为一个终身的“纲常”“道统”的实行家，艺术在他心中始终是“第七、八乘事”。既然如此，黄道周的书法为什么还有极高的成就，并且得到当时和后世普遍而长久的推崇?究其原因：他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，坚持刻苦的学习态度，加上正确的学习方法，以及独特的道德人格等产生的影响。

　　他对书法的重视程度、所投入的时间不及经史诗歌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书法艺术的理解。他说：“书字自以遒媚为宗，加之浑深，不坠佻靡，便足是流矣。卫夫人称右军书亦云：洞精笔势、遒媚逼人而已。虞、褚而下，逞奇露艳，笔意偏往，屡见蹊径。颜、柳继之，援戈舞锥，千笔一意。自此以还，遂复颇撇，略不堪观。才姿不逮，乃抵前人以为软美，可叹也!宋时不尚右军，今人大轻松雪，俱为淫遁，未得言诠。”(《黄漳浦集·与倪鸿宝论书》)

　　这里，黄道周对书法艺术最重要的审美形态“丰骨”与“美韵”的统一，即“遒媚逼人”，有准确的理解。他还指出了晋以后书家对书法的“力”与“韵”的关系发生偏颇。如果从全部中国书法史的面貌作客观比较，应该承认，晋人书法之“韵”，确实是最能够代表中华书法文化精神的圭臬。黄道周以其慧心只眼，直入幽微，这是他将“余事”做到妙境的根本原因。黄道周被后世看做“人品与书品统一”的典型，但黄道周自己在谈论书法艺术的时候，却没有离开“书法本位”，也没有因为赵松雪的“贰臣”问题看轻他的书法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黄道周将书法作为“学问中第七、八乘事”，就可以理解：所谓“余事”，是相对于天下国家、世间百物的“大关心”而言，并非对艺术的“不求甚解”。黄道周书法艺术成就的根本在于他的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。他对儒家的大规矩是终身遵循实践的，而具体的表现，则在诸多关键时刻都出自他的个性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黄道周告诫自己对书法“切勿以此关心”，还说：“余素不喜此业，只谓钓弋余能，少贱所该，投壶骑射，反非所宜。若使心手余闲，不妨旁及。”但历史不仅记住了他的千秋功业，还记住了他的书法及绘画。他是从儒家正统的立场来看待书法的，有此态度不足为怪。即使论书他也是从人品与书法的实际功用出发的，他说：“自古俊流，笔墨所存，皆可垂训。如此看来，笔者认为，这也与柳公权“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直”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　　三、笔法体现：“飞鸟出林，惊蛇入草”

　　黄道周自己的书法观念，曾经有过阐述：“然在法乘中骨相行藏，只有肥瘦。肥者，右军之师李卫;瘦者，率更之变右军。除此两途，别无正法，不旁及也。”(《黄漳浦集·书品论》)书法的所谓“肥”“瘦”，可以从用笔上寻找端倪。与倪元璐相比，黄道周之书以瘦硬居多，如果比较现存最早的《奉张耀之诗卷》和向晚的《赠倪献汝札》等，均为行书，越到老年，瘦硬之骨气益见鲜明。至于黄道周的小楷，则在对欧阳询的“瘦”笔品摩之间，更加表现出自己的趣味，黄道周书法的“遒媚”之处也可从中玩味。

　　尤其是行草书，笔法圆劲，浑厚而迅猛。大有“飞鸟出林，惊蛇入草”的境界。点画亦辣亦润，尤厚尤健。以《榕坛问业》为例：如“点”的凝重和呼应的势态(如下图“溪”“吝”字)，“横”的上升斜度(如下图“长”“黄”字)。“口”形横折角度的规律(如下图“固”字)，“撇”因字势需要或内抑或外托(如下图“屡”字)。“捺”的上挑(如下图“邈”“谈”字)，既有西汉八分简牍气，参以隶书笔意取横势。同时又不拘泥于此形态，将简牍和章草的波动之势巧妙地扩散运用。他既不追求平正规矩，又不放纵炫耀才情，妙在与二王行草书中不断变化的神理相默契，有发挥了《急就章》里面的健和雅的风味，还有一个小角度的硬坳，可谓是独树一帜。为了使字本身茂密，又要线条本身富有弹力，他用小角度营造的笔法，既流利畅快又内容丰富，许多线条搭配，他常常出其不意，使笔画走向多样化。配合相应的简笔、长画后产生的疏朗、慷概意象，穿插组合，透露出生巧中包含着古法后的新意向。

　　在偏旁的错落、构形的聚散上，始終不放过拨正重心的关键，而且在字形短長、欹侧中娴熟地调形贯气。字形取势不但右上耸起，而且往往左下角有意缩短形成反差，这样的处理，使字势险绝异常而撼人心弦。

　　例如《黄道周赠倪元璐草书》，此草书卷正是黄道周书赠倪元璐的佳作，展卷观之，通篇气势连绵，如飞鸿舞鹤，恣肆烂漫，可见当时意气风发、精神饱满的书写状态，在连绵的流荡中足可窥见黄道周倔傲的风骨。其用笔方圆转折自如变换，波磔多姿，俊秀而不失生辣，欹肆却见优雅。其结构松紧有度，虚实相生，秦祖永谓其“行草笔意，离夺超妙，深得二王神髓”，这也体现了他对传统的传承与发展。

《黄道周赠倪元璐草书》

　　从临帖来看，要处理好“疾”与“涩”的关系。如果技法高超熟练，临摹时“疾”的一面能够做到，难的是“涩”，更关键是涩中有畅，畅中有涩。畅和疾可以通过技法的熟练来实现，但涩不是单纯的技法所能解决的。疾、畅是一种抒发和表达，而涩则是一种把控，与人生经历息息相关。

　　从明人来看，黄道周和倪元璐的书风有一些接近之处，以隶书为底质，笔法连绵，跌宕多姿，尤其是偏于行草一路的，自有排山倒海之势，气象和格局非一般庸人俗子可望其项背。在黄道周的书法中，字形已经融入整体，更多地要从全篇的角度来看，这已经为后世书风的转变预设了一个新的角度。在技法特征来看的话，个性化成分更多一些，很难看出主要取法某一家，属于“新派”。笔者认为，这是最大的价值所在，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。

　　四、章法关注：“一气呵成，整体为先”

　　要说其创造，最为显著的应该说是在章法布局上。一般行草书均取纵势而求流贯，他却摻了隶书笔意，用横势而求紧结，加上他扩大行距、紧缩字距，造成了独特的形式美。倾斜之字紧紧贯串成行，加上行笔生辣扑拙，一气挥成，造成了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，让人欣赏时亦无不一气呵成。黄氏书风个性极强，习性愈重，同时給人创造的余地亦愈小。因此，以笔者浅见，学书应取法宽阔大道，切不能因一时冲动而迷惑漫长的艺术发展道路。尤其是初学者，很容易不理解其内质和精彩所在，而依样画瓢似的学其奇险，往往容易狂怪离谱。

　　黄道周对张旭、怀素的草书均有推崇之语，但他的草书又颇不同颠张狂素。如果说，唐草以流畅旷放为其基本美学意象，而黄道周的草书则紧密而多纠绕，几乎不作布白间隙的考虑，任笔直下，缠绵至终。其间可以让人感受到奇崛不平之气。“唯美”的晋唐风韵在他手里已经改造出明显“变态”，这显然是明末书法在普遍的传统书法审美标准里不同于晋、唐、宋书法格调的表现，但也正是其时代特点的证明。黄道周从雄奇中古拙茂密，刚劲刻厉，在字形欹侧中巧妙地调形贯气;在字密行宽中娴熟地布白谋篇，既有魏晋的流风遗韵，又有明末的磅礴雄浑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学习黄道周的书法，章法上要更多关注“整体性”。从其大量行草书作品来看，局部特征并不是优先突出，但整篇作品却是气势如洪，仿如高手打太极，连绵不绝。因此，从临帖实践来看，笔者认为，可以注意以下三点：

　　一是注意意在笔先，书写时以气驾驭。要做到意在笔先，必须多读帖，将用笔细节了然于胸，才能驾轻就熟，一气呵成。以气驾驭首先要做到熟练，有一定的书写速度。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当然，对于速度要辩证地来理解。概而言之，可以用“疾涩”二字来把握。速度迅疾，也要做到笔笔到位，留得住，不能一笔带过，笔笔沉劲入纸。初学者容易产生飘浮油滑的现象，需要防范。

　　二是注意严以修身，多养浩然之气。从笔者长期临帖来看，感觉黄道周的行草书有一股浩然正气，因此，所以要多读书，提升个人修养。如果人品低劣，人格猥琐，是不可能把黄道周书法写上手的。试想在反清复明的斗争中，直面清军，许多时就是生死存亡的考验，所以心中常有磊落不平、郁勃沉雄之气，这些通过书法抒发出来，遂能成就我们到的气象格局。归结为一句话，黄道周的书风与其性格和经历紧密相连，故而需要全方位地把握，方能领略其中的精髓和神韵。

　　三是注意化隶为行，古意盎然。虽然从笔法和字形等外在形态来说、看不出宗法某家，但如果进一步深入，仍可以探究一些端倪所在。黄道周行书最主要是隶书底蕴，看起来是行草书，实质笔笔乃隶书，字形多见扁方，有的也借鉴章草笔法，融入其中，古味极浓，妙合无垠。有鉴于此、在临摹黄道周行草书时，可以同时在隶书上花一些功夫，做到两者融会贯通，体验参会的妙处。

　　总的说来，黄道周书法这种强悍奇宕的格调，显然是其个人独到的风格的体现。行气处别具一格，行笔从上到下，一气贯之，无任何停留滞笔的感觉，同时生动的字姿俯仰照应，摇曳跌宕，既給整个章法帶來活泼的气氛，也使整幅作品精、氣、神饱满充足。字字密集而行宽，使全篇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轻松自如的感觉，表现了他和元明盛行的俏媚风气絕然不同的、独特的创造精神。